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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垦城的冬天，来得干脆利落。十一月的第一场雪后，整个城市就裹上了一层白。杨威站在自家院子里，看着葡萄架上厚厚的积雪，突然想起小时候，冬天更冷，雪更深，但到处都是人，到处都是热气。...十二月中旬，军垦城传来消息：杨革勇摔了一跤。不是什么大事，叶雨泽在电话里说得轻描淡写：“就院子里滑了一下，没伤着骨头，就是腰扭了，躺了两天。”可叶归根听得出来，爷爷刻意压着声音，像怕惊扰什么似的。他问要不要视频看看，叶雨泽顿了顿，才说：“他不让，说看见你，又得念叨骑马的事。”挂了电话，叶归根坐在书桌前，盯着电脑右下角跳动的时间，忽然觉得这间宿舍太静了——静得能听见自己呼吸的节奏。窗外雪停了，伦敦的灰白天空低低压着，街道上积雪未化，行人裹紧大衣匆匆走过，呵出的白气一散即逝。他打开抽屉，翻出那张杨革勇坐在汗血马旁的照片，手指轻轻抚过屏幕边缘。照片里的老人穿着旧棉袄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但背脊挺直，眼神亮得刺眼，仿佛那匹通体赤红的马，真不是牲口，是他身体里奔涌不息的血。第二天是周五，叶归根没去上课。他提前给教授发了邮件，说家里有事，申请请假一天。教授回得很快：“理解，注意休息。”——他知道叶归根的祖父是谁，也见过那年夏天在经济系讲座上，那个拄着拐杖却站得比谁都直的老人。课表空了出来，他反而更忙：订机票、查签证加急流程、联系军垦城那边的医院，又给伊丽莎白发信息：“可能要回去一趟，时间不定。”她只回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后面跟着一朵小小的雪花表情。下午三点，他站在希思罗机场T5航站楼的出发大厅，手里攥着登机牌，目光一遍遍扫过候机区。杨成龙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，正从自动扶梯上往下跑，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，远远就冲他挥手。叶归根刚想抬手，杨成龙一个趔趄差点踩空台阶，引得旁边几个旅客侧目。他稳住身子，喘着气跑过来，把背包往地上一放，仰起脸：“哥，我跟老师请了两周假。他说……说我‘学习态度出现结构性转变’，准了。”叶归根没接话，弯腰帮他拉好背包带子：“你英语还没到能听懂‘结构性转变’的程度。”杨成龙嘿嘿笑：“但我知道‘准了’。”两人并肩走向安检口。杨成龙忽然小声问：“哥，你是不是……怕我一个人在伦敦闯祸？”叶归根脚步微顿，没回头：“是。”“那我跟你回去。”杨成龙声音不高，却很实，“我在那儿待着也没啥事，不如陪爷爷。再说……我也想学学怎么给马擦背。”叶归根喉头一热，只点了点头。登机口广播响起，他们排进队伍。杨成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纸包，塞进叶归根手里：“我妈让我带的。她说……让杨爷爷尝尝新炒的胡麻籽油，拌凉菜香。”叶归根捏了捏，硬硬的，带着体温。他没打开，只是攥紧了。飞机起飞时，杨成龙靠在舷窗边，看着云层下方渐渐铺开的欧洲大陆轮廓，忽然说：“哥，我以前觉得，离家越远，就越自由。现在才发现，自由不是跑多远，是心里有没有根。”叶归根转头看他。少年侧脸被舷窗透进的天光勾出清晰的线条，眼睫很长，投下一小片影子。那影子里没有躲闪，也没有试探，只有一种近乎笨拙的诚恳。“你什么时候想明白的？”叶归根问。“上礼拜。”杨成龙笑了笑，“伊丽莎白嫂子带我去大英博物馆，看敦煌壁画临摹展。有个讲解员说，那些画师在洞窟里画了三十年，一辈子就守着一堵墙。我就想，他们图啥？后来我想明白了——图的是心定。人心里定了，走到哪儿，都是家。”叶归根没说话，只是伸手，揉了揉他的后脑勺。杨成龙没躲，反而把脸往他手心蹭了蹭，像只初长成的小兽，试探着确认温度。十一个小时后，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。零下十五度的冷空气劈面砸来，叶归根深深吸了一口，干燥凛冽，带着戈壁滩特有的矿物气息，瞬间灌满肺腑。他下意识裹紧大衣，却见杨成龙站在出口处，仰着头，一动不动。风卷着雪粒打在他脸上，他也不眨一下眼，只是盯着远处灰蓝交接的天际线，盯着那道横亘在天地之间的、沉默而苍莽的祁连山余脉。“哥。”他开口，声音被风吹得有些哑，“这儿的天，比我梦里还大。”叶归根笑了：“走吧，车在等。”一辆墨绿色的越野车停在机场外，司机是位四十多岁的维吾尔族大叔，戴着皮帽，下巴上蓄着短而硬的胡茬。看到叶归根，他跳下车，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喊：“小叶总！”又瞥见杨成龙，愣了下，随即咧嘴一笑，露出两颗金牙：“哟，小少爷也来了？老爷子知道不？”“刚给他发了微信。”叶归根替杨成龙拉开后座车门，“路上别提摔跤的事。”“晓得晓得！”大叔摆摆手，拍拍方向盘，“老爷子今早还骑马溜达了一圈，说是‘活动活动筋骨，省得你们小辈瞎操心’！”车子驶上高速，窗外风景飞速倒退。广袤的荒原在雪被覆盖下显出奇异的平缓，偶有枯死的胡杨林如黑色剪影般钉在地平线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