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槐坡镇的人都说，西坡那片老槐林碰不得。林子里那座半塌的黄泥院，荒了四十七年，院中间的老歪槐年年春天开白花，风一吹就落得满院像铺了层丧幡。外来的采风者若是好奇往林子里钻，老支书王保国总会攥着烟袋锅子拦在前头，皱着眉说：“那地方存着旧账，踏进去，鞋底子能沾着半世纪的泪。”
我是市档案局的编研员林深，上个月接手“乡土记忆建档”项目，专门整理辖地未入志的民间旧事。王保国一开始对我客客气气，唯独一提西坡槐林的黄泥院，嘴比封了蜡的旧档案还严。转机是上周他孙子落水，我恰好跟着把人从塘里捞上来，半夜守在卫生所陪输液，老爷子攥着我递的热茶水，指节上的老人斑抖了半天，终于叹出一句：“不是我不说，是这案子当年封得太死，连卷宗号都没留全。你要是真想摸门，去镇东头找陈阿婆，她当年是那院里的丫头。”
陈阿婆的土坯房藏在镇东的巷弄最深处，院角堆着半干的槐花枝。我敲门进去时，她正坐在竹椅上搓棉线，听见我提黄泥院的名字，手里的棉线“啪”地断成两截，落在地上沾了点浮尘。她没直接接话，拄着拐从内屋抱出个掉漆的木匣子，铜锁早就锈死了，我找了个薄铁片轻轻一撬，“咔哒”一声开了。
匣子里没有金银，只有三样东西：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斜襟衫，领口绣着半朵银槐；一沓边缘泛黄的毛边纸，是手写的乡村小学教案；还有张夹在教案里的黑白照片，年轻男人站在老槐树下，穿灰布中山装，笑得眼角弯着，旁边的女子梳麻花辫，发梢别着朵白槐花。
“男的叫苏砚秋，女的叫沈清如。”陈阿婆的声音像被槐树皮磨过，沙沙的，“四十七年前，这院里的事，全槐坡镇没人敢提，可我记到现在——那年我才十四，是清如姐从雪地里捡回来的，管吃管住，还教我认字。”
1976年的槐坡镇，漫山遍野都是能埋到脚踝的黄土，西坡的老槐林是唯一的例外，几十棵老槐遮天蔽日，风过的时候叶子响得像谁在暗处翻书。苏砚秋是那年春末来的，挑着两个木箱子，站在黄泥院门口递介绍信，说自己是县里派来的驻点农技员，要搞新的冬小麦试种。
镇上人一开始都防着他：一个城里来的书生，细皮嫩肉，连挑粪都挑不稳，能种什么地？可没过仨月，大伙就服了：苏砚秋天天往田里钻，裤腿上永远沾着半指厚的泥，兜里装个小本子，见着老农就递烟，问土壤墒情，问往年虫灾，蹲在田埂上能跟人聊半宿。他把黄泥院的偏屋改了农技小作坊，堆着试管、培育皿，墙角还摞着半架子书，连县中学的老师都过来借。
沈清如就是那时候出现的。没人知道她是哪天来的，只记得那天清晨有人去槐林捡柴，看见她坐在老歪槐的树根上，手里攥着个布包，脸冻得发白，怀里还抱着个用旧棉絮裹着的陶土花盆，盆里栽着棵嫩生生的白槐苗。苏砚秋那天刚从县里领了新的麦种回来，看见她站在院门口，两人对视的瞬间，手里的麦种袋子“哗啦”撒了小半，金色的麦粒滚在黄土上，沈清如慌忙蹲下来帮他捡，指尖碰在一起的时候，风卷着槐花落了两人一肩膀。
没人问过她的来历，她自己也不说。只知道她手巧，会绣槐花纹，能做一手好槐花糕，每天傍晚坐在院门口的青石板上纳鞋底，纳到苏砚秋回来，就端出温着的玉米粥，就着槐花糕吃。她还会看病，懂草药，谁家孩子发烧了，她摘点槐树枝、煮点蒲公英，熬成汤喝下去，隔天就退了烧。苏砚秋搞麦种培育要守夜，她就陪在油灯下帮他记数据，笔尖划过纸的沙沙声，混着窗外的槐叶响，黄泥院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。
陈阿婆那时候还叫小槐，父母早亡，在镇上吃百家饭，快开春的时候饿晕在黄泥院门口，是沈清如把她抱进去，灌了半杯热槐花粥救回来。“清如姐说她以前跟着长辈学过医，还念过高中。”陈阿婆的手指摩挲着那片从匣子里掉出来的干槐花，“我问她家在哪，她就指院里那棵歪槐，说‘我家就在槐花能落到的地方’。苏大哥那时候总偷偷给她绣帕子，帕子上全是槐树纹，他说等麦种试成了，就带着她去看泰山的日出。”
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，十月底就下了场薄雪。苏砚秋的试种田出了问题，一半新麦苗突然发黄，怎么追肥都没用。他急得嘴上全是泡，泡在田里三天三夜，回来的时候棉鞋都冻硬了。沈清如没拦他，只是每天把热姜汤揣在怀里等他，等他进屋，从怀里掏出的汤还冒着热气。有天半夜小槐起夜，听见两人在偏屋说话，声音压得很低。
“砚秋，你那箱资料不能放在作坊里，太扎眼了。”是沈清如的声音，带着点慌。
“没事，我锁在铁柜子里了，这试种田的改良数据，县里盼了两年，等开春推广开，咱们槐坡的地明年就能多收三成粮。”苏砚秋的声音很稳。
“可上周我看见李有田往咱们院后窗摸，他以前偷过队里的玉米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