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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公社，她后来为了跟我离得近，主动申请来的这儿。我看着她跟苏明远好，俩人在草垛后面偷偷吹笛子，说等返城了就结婚，在省城的阳台上种满玉兰花。”
她掀开裤腿，露出那条暗红色的疤：“雪那天，我本来约了玉英在岭后见面，我给她攒了半斤糖票，要给她送过去。我刚走到土沟边上，就看见三个人把她按在地上，领头的是当时知青点的头头，叫赵大勇，平时就总骚扰玉英，玉英没理他。那天他喝了酒，就起了歹心。玉英拼命反抗，咬了他的耳朵一口，他急了，拿裤腰带直接勒死了她。我当时要冲出去，被身后的俩同伙一棍子砸在腿上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过来，他们已经把现场处理好了，把苏明远骗过去，往他衣服上抹了血，踩了他的鞋印扔在现场。”
“你当时怎么不说？”林砚的声音都在抖。
“我说了啊！”陈婆婆的眼泪淌了满脸，“我拖着断腿去派出所报案，他们说我是被吓疯了，胡言乱语。赵大勇他舅舅是当时的公社主任，一手遮天。苏明远被抓的时候，当着全村人的面喊，说他没杀人，让大家替玉英伸冤，可没人敢站出来作证。剩下那四个知青，要么被赵大勇威胁，要么收了好处，全都做伪证，说亲眼看见苏明远跟玉英吵架动手。苏明远撞树那天，我就站在人群里，我看着他的血溅在乌桕树的树干上，红得跟现在岭上的土一样。”
林砚只觉得浑身发冷。她回到村部，把那半支骨笛放在放大镜下仔细看，笛身的内侧，刻着两个极小的字：玉英。字的边缘有反复摩挲的痕迹，想来是苏明远生前，天天把这支笛子攥在手里摸。
她第二天带着人去岭后找苏明远的墓，那墓当年是村里人偷偷埋的，连块碑都没有，在荒草里埋了四十多年。探铲挖下去没半米，就露出了尸骨，尸骨的手边，正好放着另外半支骨笛。把两支拼在一起，严丝合缝，整整七孔，笛身上还刻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：山高水远，笛音为证，我娶你。
尸骨的腕骨上，有一道很清晰的锐器伤，林砚把拍好的照片发给在省厅物证科的同学，对方很快回了消息：从骨痂的愈合程度看，是死者生前被锐器砍伤留下的，结合当年的案卷记录，死者被捕时完全没有反抗能力，不符合“主动撞树身亡”的外力特征。
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林砚翻遍了县里的档案馆，把四十多年前的报案笔录、证人证言全都找了出来。她发现所有证人的证言笔记，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，赵大勇的口供上，还有当时的公社主任用红笔修改的痕迹。更巧的是，她在当年的公社户籍底册里，找到了那四个作伪证的知青现在的住址——除了一个已经去世，剩下三个都住在邻省的不同城市，而赵大勇，现在是邻市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，身家几千万。
林砚把整理好的证据打包，直接寄给了省公安厅的扫黑除恶督办组。消息传回到黄泥岭的那天，陈婆婆拄着拐棍走到乌桕树下，从怀里摸出一沓黄纸，慢慢烧。风把纸灰吹得满天飞，老周站在她身后，叹了口气：“都过去了，这桩压了四十年的案子，终于要翻了。”
谁也没想到变故来得这么快。第三天深夜，几个黑布蒙脸的人翻进了村部，把门锁撬开，直奔林砚放案卷的房间。林砚听到动静，刚把骨笛塞进背包，就被人捂住了嘴。对方把她按在地上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把东西交出来，给你钱，不然今天你就埋在这岭上，跟那俩冤鬼作伴。”
就在这时，房门“哐当”一声被撞开，陈婆婆举着把柴刀站在门口，身后跟着全村二十多个青壮年村民，手里都攥着锄头扁担。老周举着个大喇叭，声音洪亮：“我们报警了！山下全是警察，你们跑不掉！”
原来老周早就防着赵大勇狗急跳墙，两天前就跟派出所的同志打好了招呼，每天夜里都安排村民在村部周围巡逻。那几个蒙脸的人没反应过来，直接被按住了。警车开进黄泥岭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，赵大勇坐在警车里，看见岭口那棵老乌桕树，树叶红得像血，他忽然浑身一抖，当场全撂了。
当年他奸杀何玉英，嫁祸苏明远，之后这么多年，每次听见有人吹笛子，都吓得浑身冒冷汗。他以为时间过去四十年，所有证据都烂在红土里了，没想到半支骨笛，把他藏了半辈子的罪孽全挖了出来。
三个月后，法院的再审判决下来，赵大勇和当年两个参与作案的同伙，还有帮着作伪证、徇私枉法的公职人员，全部被判处重刑。宣判那天，林砚带着拼好的完整骨笛回到了黄泥岭。陈婆婆站在乌桕树下，把何玉英和苏明远的骨灰合葬在了一起，两个相爱的人，隔了四十二年，终于不用再分开。
林砚坐在墓边，把骨笛放在唇边试了试。笛音清亮，顺着风飘出去，漫过整个黄泥岭的红土地。风里好像又传来那个穿蓝布衫的姑娘的笑声，这次再也没有哭腔，甜得像山涧的泉水。
后来黄泥岭新石器遗址的考古报告出了版，在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