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槐安村的人都说，后坡那片撂了三十年的旱涝保收田，闹邪。
没人能说清邪性具体在哪。只是春天下种，种进去的苞米籽能原封不动在土里捂出芽，却三天之内必蔫成干草；夏天撒除草剂，草叶上连个黄印子都没有，反倒旺得能没过膝盖；最邪的是十年前有外地来的种粮大户不信邪，开着旋耕机往地里闯，刚到田中央，轰鸣的机器突然就熄了火，汉子跳下来掀机盖子的功夫，脚底下硬实的黄土悄没声裂了个缝，凉飕飕的泥气往上冒，他一低头，竟看见缝里嵌着半只锈透的银镯子，镯圈里还缠着缕黑得发亮的头发。
那大户当天就卷铺盖走了，连预付三年的租金都没要。打那以后，后坡那二十亩地就成了槐安村人的禁忌，连放羊的都绕着走，任荒草漫成海，黄土积成丘，只当那是块被土地爷忘了的弃地。
我回槐安村是去年深秋。爹走了，留下半本发脆的田亩证，最后一页歪歪扭扭写着：后坡二十亩，1992年分田到户时划给咱家的。堂叔公攥着我的手劝：“妮儿，那地碰不得，你爹当年宁愿守着山下三亩薄田饿肚子，都没往后坡踏一步，你一个城里回来的丫头，凑那热闹干啥？”
我没听。妈走得早，爹临终前攥着那本田亩证，指腹反复摩挲着后坡那行字，喉咙里滚着气，半天蹦出两个字：“找……簪……”我在爹锁着的木箱子底翻出张泛黄的照片，照片里是个扎麻花辫的年轻女人，银白的桃花簪斜插在发梢，笑起来露出颗小虎牙，背面是爹歪扭的笔迹：1987年秋，素英。
素英不是我妈。我妈是1995年才嫁过来的。那这个戴银簪的女人，是谁？爹要找的簪，是不是她头上那只？
我买了台二手的小型旋耕机，花三天收拾好后坡地的荒草。开工那天日头很足，黄土被晒得暖烘烘的，旋耕机的刀片转起来，把板结的土块翻得碎碎的，潮润的土腥味裹着风往鼻子里钻。头两天都顺顺当当，直到第三天下午，旋耕机的刀片突然“咔哒”一声，像是磕着了什么硬东西，发动机闷哼两声就熄了火。
我心里跳了一下。蹲下来扒开浮土，一块青灰色的砖角露了出来，砖面上刻着模糊的缠枝纹。我找了把洛阳铲，顺着砖边往下挖，没半米深，一具早已朽得只剩残片的木匣子露了出来。匣子烂得厉害，轻轻一碰就散了架，里面没有金银，也没有尸骨，只有一床烂成絮的红花被，被角缝里，滑出半只银簪。
簪头是朵打磨得圆润的桃花，花瓣尖缺了小半，断口处裹着层深褐色的旧痕，像是干透的血。
我攥着那半只簪子往家走，刚进村口就被堂叔公撞见，他一眼瞥见我手里的东西，脸“唰”地就白了，拽着我的胳膊就往他家拖，关上门声音都在抖：“妮儿！你是不是动后坡地下的东西了？这簪子……是陈素英的！”
陈素英。就是照片上的女人。
堂叔公蹲在门槛上，吧嗒吧嗒抽了半袋旱烟，烟锅子敲得沿沿响，才终于把那桩压在槐安人心底三十多年的旧案，吐了出来。
1987年的槐安村，后坡还是村里最肥的地，黑黄土攥一把能出油。陈素英是那年开春从外地逃荒来的，二十出头，人长得俊，手又巧，编的柳筐比集市上卖的还结实。村里的老光棍刘满仓把她领回了家，没摆酒，就给了她半袋红薯，就算成了亲。
素英心眼好，见人就笑，村里谁家孩子哭了，她塞块自己烤的红薯干；老人挑不动水，她顺路就给人捎半桶。大家都喜欢她，唯独刘满仓，整日游手好闲，喝了酒就打人，打完又跪着给素英赔罪。大家都劝素英跑，素英摸着自己藏在枕头下的半张诊断书，只是掉眼泪——她怀了两个月的身子，跑出去，一个人根本活不下去。
那时我爹十九岁，是村里的农机手，天天开着拖拉机在后坡耕地。素英常去田埂上挖野菜，赶上我爹带的干粮不够，就把自己的菜团子分给他半个。他俩话不多，往往是我爹攥着热乎的菜团子，看着素英蹲在田埂上，麻花辫垂下来，发梢的银簪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，心里就暖得发烫。没人说破，连眼神都不敢多交汇，谁都知道，素英是刘满仓的人。
变故发生在1987年的霜降那天。后坡的红薯收了半垄，刘满仓突然跑到村支书家，说素英跟人跑了，卷了家里仅有的二十块钱。全村人找了三天，山坳里、河边、破庙里都寻遍了，连个人影都没见着。有人说看见素英往山外的方向走了，刘满仓还假惺惺地哭了几场，没多久就把素英留在家里的东西全烧了。
打那以后，后坡的地就开始不对劲。先是刘满仓家的地荒了半年，第二年种上麦子，刚返青就全死了。后来连着别家的地也出问题，大家心里发毛，陆续就把后坡的地弃了，直到分田到户那年，我爷突然主动提出来，把后坡那二十亩地划到自家名下，别人都当我爷老糊涂了，只有我爷摇摇头，什么都没说。
“我们都猜，素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