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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,日子难过得像拧干的毛巾,再也挤不出一滴水来。那时候李建国刚考上镇上的重点初中,学费虽然不多,但对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来说依然是一笔沉重的负担。
张桂兰坐在堂屋里,对大儿子说:“建国啊,要不你别念了,去镇上找个活干,帮衬帮衬家里。”
十二岁的李建国站在堂屋门口,阳光从身后照过来,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他低着头,没有掉一滴眼泪,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。他知道,如果今天是弟弟面临同样的处境,母亲一定会砸锅卖铁供他读书。但他没有问为什么,因为他早就知道答案。
从那以后,李建国的人生轨迹就彻底改变了。他去镇上的汽修厂当了学徒,十四岁就能独立修发动机,十六岁成了厂里最年轻的技工。他把每个月挣的钱一大半都寄回了家,自己只留下够吃饭的钱。十九岁那年,他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,开始跑运输,后来又开了一家小型物流公司,日子才算慢慢好起来。
而弟弟李建军呢?书念得一塌糊涂,初中毕业就不肯再读了。张桂兰舍不得让他去打工,说“弟弟身子骨弱,干不了体力活”,于是李建军就心安理得地在家啃老了好几年。后来李建国托关系给他找了个厂里的工作,干了不到两个月就嫌累不干了。再后来李建国出钱让他学了驾照,又把自己的旧车给了他跑网约车,干了半年嫌来钱慢,又把车卖了。
每一次,李建军搞砸了什么事,最后收拾烂摊子的都是李建国。而张桂兰永远是那句话:“你是当哥的,他不找你找谁?”
李建国二十五岁那年认识了王秀兰。王秀兰是个实在人,在超市当收银员,长得不算漂亮,但心肠好,手脚麻利。两个老实人凑在一起,日子过得虽然不算富裕,但胜在安稳踏实。结婚的时候,张桂兰说家里拿不出钱来,李建国也没指望家里,用自己的积蓄简单办了几桌酒席,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买。
婚礼那天,张桂兰穿得比新娘子还喜庆,从头到脚都是新买的。李建国后来才知道,母亲身上的那套行头花了三千多块,是弟媳陪着去挑的,用的还是他平时寄回去的家用。
王秀兰嫁过来之后才知道这里面的水深。第一年过年,张桂兰给孙子包红包,老大这边两个孩子一人一百,老二那边一个孩子五百。王秀兰当场脸色就不太好看了,但看在过年的份上忍了。可是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,从此以后逢年过节,两边的待遇从来就没有平等过。
最让王秀兰不能忍的是那年分家的事。李德厚退休后,老两口商量着把家里的老宅和几亩地分了。按道理说,李建国这些年往家里贴了多少钱,谁都看在眼里,就算是论功行赏也该多分一些。可张桂兰的话说得明明白白:“建军两口子没正式工作,日子过得紧巴,老宅就给他们吧。建国你条件好,不差这点东西。”
条件好?李建国当时开的还是一辆跑了快二十万公里的旧车,住的房子每个月要还三千多的房贷,物流公司的生意时好时坏,哪一样不是他自己拼出来的?而弟弟李建军两口子,住的虽然是老宅,但张桂兰出钱装修了一遍,连家具家电都给配齐了,前前后后花了不下二十万。这些钱从哪来的?大部分都是李建国这些年寄回去的。
那天晚上回到自己家,王秀兰哭了一场,不是为自己哭,是为李建国哭。她说:“李建国你就是个傻子,你把心掏出来给他们,他们嫌血淋淋的不好看。你弟弟放个屁他们当成龙涎香,你当牛做马他们觉得是应该的。你到底图什么?”
李建国坐在沙发上抽烟,一根接一根,烟雾缭繞中他想了很久,最后说了一句:“不管怎么说,他们是生我养我的爹娘。”
王秀兰听完这句话,眼泪更凶了。她不是不明白丈夫心里的那根软肋,她只是心疼。心疼这个男人从小到大都被当成可以牺牲的那一个,心疼他拼尽全力去讨好永远也讨好不了的人,心疼他在这个所谓的家里从来都不被当成一个真正的儿子,而是像一个永远在还债的债务人。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李建国依然每月按时打钱,逢年过节带着妻儿回去吃饭,老两口有什么事情第一个到场的永远是他。而弟弟李建军呢,来去如风,高兴了来吃顿饭,不高兴了电话都不接。可奇怪的是,张桂兰提起小儿子的时候永远是一脸慈爱:“建军这孩子就是太忙了,他也不想这样。”提起大儿子的时候则永远是抱怨:“建国什么都好,就是太死板了,跟他说话没意思。”
这种区别对待,在母亲六十大寿那天达到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。
寿宴是李建国一手操办的,订了镇上最好的饭店,请了亲朋好友坐了六桌。他特意从市里请了一个专业摄影师来拍照,还订了一个三层的寿桃蛋糕,前前后后花了将近两万块钱。王秀兰心疼得直抽冷气,但李建国说:“妈六十大寿,就这一回,该花的钱不能省。”
寿宴那天,李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