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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从九龙发往大陆的密电，用的是同样的商业电码本，但解密后内容是高雄港的军舰进出港记录。沈先生，你说巧不巧？”
冷汗，顺着林默涵的脊椎缓缓流下。
香港那条线路，是他三个月前启用的备用线路，只发过三次报，而且每次都用不同的商业电码本加密。如果这份电报被截获并破译，意味着香港那边的同志可能已经暴露，更意味着——敌人可能已经掌握了部分电码规律。
“周科长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”林默涵的表情从困惑转为委屈，“这就是一份普通的生意电报啊。‘港糖价稳中有升’，是说香港的糖价行情；‘盼君速归商议’，是催我在香港的合作伙伴快点回高雄，商量下一批货的定价。这……这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“问题在于，”周世昌身体前倾，眼镜片反射着昏黄的灯光，“你的这位香港合作伙伴，上个月二十号在九龙码头被抓了。从他身上搜出了这个——”
他又推过来一张照片。
照片上是个血肉模糊的人，双手被反绑在椅子上，头无力地垂着。虽然脸上有血污，但林默涵还是认出来了——是“渔夫二号”，他在香港的联络人，真名刘永福，公开身份是九龙一家贸易行的账房先生。
照片右下角有日期：民国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。就是八天前。
“这个人，”周世昌的声音依旧温和，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刺过来，“经我们调查，是中共潜伏在香港的地下交通员，代号‘海鸥’。他负责将台湾的情报转送往大陆。沈先生，你说你的电报刚好和他用的电码本一样，是巧合呢，还是……”
他没说完，但意思再明显不过。
审讯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墙上的水渍还在滴答作响，一声，一声，像死亡的倒计时。
林默涵的大脑飞速运转。
刘永福被捕，意味着香港那条线路已经断了。但刘永福知不知道高雄这边的具体情况？按照纪律，刘永福只知道“高雄有情报员，代号‘海燕’，通过商业电报传递情报”，但不知道“海燕”的真实身份、住址、掩护职业。
而且，如果刘永福已经招供，那现在坐在自己面前的就不会是宪兵队的周世昌，而是军情局的魏正宏，自己也不可能还坐在这里接受“温和”的审讯，早该在刑讯室里了。
所以，刘永福可能还没招，或者招了但没说全。
但周世昌手里有电报底单，这确实是铁证。虽然可以用“商业电码雷同”来搪塞，但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任何疑点都足以要命。
“周科长，”林默涵深吸一口气，脸上露出恍然大悟，继而是愤怒的表情，“我明白了！您是怀疑我跟**有牵连？”
不等周世昌回答，他猛地站起来，椅子腿在地面刮出刺耳的响声：“我沈墨虽然是个商人，但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！民国三十七年我从日本回来，就是因为看不惯日本人欺负咱们中国人！回来这四年，我合法经营，照章纳税，给高雄修路捐过款，给荣军医院送过糖，我——”
“坐下。”周世昌的声音不大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。
林默涵站着没动，胸口起伏，表演出一个清白商人被冤枉时应有的激动。
“我说，坐下。”
周世昌盯着他，细长的眼睛里没有怒气，只有一种冰冷的审视，像医生在看显微镜下的切片。
林默涵慢慢坐回椅子上，但身体依然挺直，表达着无声的抗争。
“沈先生，别激动。”周世昌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，抽出一根点上，又把烟盒推过去，“抽一根？”
“不抽，谢谢。”林默涵生硬地回答。
周世昌自己吸了一口烟，缓缓吐出烟雾：“我知道沈先生是爱国商人，这几年在高雄商界的风评也不错。所以今晚请你来，不是审讯，是……谈话。协助调查，对，协助调查。”
他把烟灰弹进一个生锈的铁罐里，继续说：“那个刘永福，抓了八天了，嘴很硬，什么都不说。但我们也不是毫无收获。比如，我们查到他最近半年，往高雄发了十七份电报，收报人都是‘墨海贸易行’。又比如，我们从他的住处搜出了一个电码本，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编码方式，刚好和你那份电报的用词规律对得上。”
“巧合！绝对是巧合！”林默涵急切地说，“周科长，您也知道，商业电报来来去去就那些词，什么‘货到付款’、‘船期延误’、‘价格商议’，十个贸易行有八个都这么发电报，这怎么能当证据呢？”
“是啊，单独看，确实不能当证据。”周世昌点点头，但话锋一转，“但如果再加上别的东西呢？”
他第三次把手伸进文件夹。
这次拿出来的，是一张泛黄的报纸剪报，边缘已经磨损。林默涵只看了一眼，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。
剪报是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年）的《中央日报》，报道的是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