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二胡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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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远方来”讲到“其徐如林，侵略如火”，日本军官笔记勤恳，课后还鞠躬致谢。
    如此三月，一夜雷雨，哨兵困倦。阿大竟率数青年翻墙潜入，要救林瞻出走。林瞻摇手：“我若走，全镇遭殃。你们速去，告诉乡亲，我在教鬼子‘仁者爱人’‘不战而屈人之兵’——这或许，亦是战场。”
    阿大含泪而退。行至门边，林瞻忽唤住，递过一卷纸：“这是我新编的《千字文》，以日用字为主。你设法印发，纵我不在，教育不可绝。”
    民国三十四年秋，日本投降消息传来时，林瞻正在教两个日本兵写“降”字。收音机嘶哑播报，年轻士兵突然伏案痛哭。林瞻搁笔，望向窗外枯槐，良久道：“今日课毕。最后一课，赠诸位一句中国老话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”
    他抱琴走出囚居四载的庙门。镇民涌来，见先生白发萧然，背脊却挺直如松。阿大哽咽不能语，只递上一块新蒸的米糕。林瞻掰开分与众人，忽问：“学校可好？”
    “屋瓦损了些，桌椅都在。”阿大指向龙王庙，“就是这庙……”
    “无妨。”林瞻微笑，“孔子曾于大树下讲学，释迦曾在菩提下悟道。有学生在，何处不是课堂？”
    三日后，蘅镇小学在露天复课。没有课本，林凭记忆口授；没有纸笔，学生以树枝划地。他开讲仍是“人”字：“一撇一捺，相互支撑。抗战八年，我中国人便是相互支撑，方得今日胜利。”
    秋阳煦暖，梧桐叶落如金。有孩童举手问：“先生，以后还会打仗么？”
    林瞻默然，俯身拾起一片落叶，叶脉纵横如地图。“《左传》云：‘止戈为武。’真正的武，是消弭兵戈。你们要读书，要明理，将来若治国，当记取今日之痛；若为匠，当造益民之器；哪怕种田，亦要让子孙碗中有饭——这便是止戈。”
    人群外，忽有掌声。众人回首，见一白发妇人，着列宁装，戴黑边眼镜，正含笑拭泪。林瞻怔住，手中落叶飘旋而下。
    “苏……隐？”
    “是我。”妇人上前，从公文包取出一册文件，“教育部令，全国学校复课。我奉命巡视江南，第一站便是蘅镇。”她环顾四周孩童，目光落回林瞻脸上，“三十四年未见，守愚兄竟在废墟开课，真所谓‘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’。”
    当夜，养拙斋烛火通明。苏隐说起别后经历：上海教书，抗战时随校内迁，在重庆编教材，如今任职华东教育处。林瞻只静静倾听，偶尔添茶。说到当年赠琴，苏隐忽问：“那琴可还在？”
    林瞻自床下取出琴囊。解开，桐木琴身遍布划痕，弦轸残缺，蟒皮破裂。苏隐轻抚伤痕：“这琴……”
    “鬼子搜查时摔的。”林瞻语气平静，“我偷偷捡回，缺的部件用竹签、胶泥凑合，竟还能响。那些年，夜里常拉给守庙的兵听——他们想家时，眼泪也会掉。”
    苏隐试弦，音色沙哑，却仍成调。她奏了半曲《光明行》，断断续续如哽咽。曲终，她自提包取出一卷油印册子：“这是战时我在重庆编的《民众识字课本》，第一课是‘人’，第二课是‘中国’。你看可合用？”
    林瞻就烛翻阅，见课文简短如歌谣：“我是中国人，我爱中华国。中国现在不得了，将来一定了不得。”眼眶忽热，忙借斟茶掩过。
    烛花爆响。苏隐低声道：“有句话，欠了三十年。昔年我说音乐可育人灵魂，其实未见成效。反倒是你，在乡野间教出无数实在的人——王阿大组织支前，送粮送药；李木匠带出十几个徒弟，个个能造屋；连最捣蛋的刘二狗，也因识字当了通信兵，殉国前留信说‘不负先生教’……”她哽住，良久方续，“守愚兄，你才是真正的教育家。”
    林瞻摇头，推开北窗。月色如银，远处运河沉静流淌，偶有渔火明灭。
    “我算什么教育家。不过是个农夫，撒下种子，看天吃饭。”他指向后山，“那些桃李，今年该结果了。”
    一九五零年，蘅镇小学举行首届毕业生典礼。校园内红旗招展，檐下贴满“教育为工农服务”标语。林瞻作为荣誉校长，被请上主席台。台下坐着三百余人，有戴红领巾的孩童，有扎白羊肚毛巾的农人，有穿工装的工人——皆是他的学生。
    王阿大作为镇长致辞，说到激动处，竟从怀中掏出一本泛黄簿子：“这是民国二十七年夜校捐款账，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林先生教我们，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，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。这话，我记一辈子！”
    掌声如雷。轮到林瞻，他只说三句：“第一，继续读书，活到老学到老。第二，踏实做人，不欺人不自欺。第三，爱国爱家，不忘本。”
    典礼后，苏隐携他参观新校舍。三层砖楼，玻璃窗亮堂，操场上有篮球架、单双杠。音乐教室里有风琴，图书馆有万卷书。经过教师办公室，见墙上贴着手抄标语：“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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