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27章 妥协的艺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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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便民,但官方定价往往低于市价,且时有波动,极易成为官吏盘剥、豪强渔利之渊薮。户部提议,在几个漕粮大省,试行“固定折色比例,并参考市价逐年微调”的新办法,以稳定粮价,减轻小民负担,同时保障漕粮征收。
    此议一出,立刻触及了多方敏感的神经。江南、淮南等产粮区的乡绅、中小地主(他们的咨政员多来自“士绅工商”区)拍手称快,他们受“折色”盘剥最重,固定比例能带来稳定预期。然而,那些在漕粮征收环节拥有巨大利益的地方胥吏、与漕运相关的中间商、乃至一些能通过操纵“折色”渔利的地方官员及其代言人(部分“官员”、“勋贵”代表),则强烈反对,认为固定比例僵化,无法适应年景丰歉和市场价格波动,会损害漕运效率和国家税收。
    会议一开始,气氛就异常紧张。支持改革的一方,援引大量小民因“折色”破产的实例,痛陈时弊,认为此乃仁政。反对的一方,则强调漕运事关京师命脉,稳定压倒一切,现行办法虽有瑕疵,但运行多年,贸然更张风险巨大,并质疑固定比例是否能真实反映市价,恐滋生新弊。
    双方唇枪舌剑,但限于新规,都努力控制着情绪,在时限内陈述理由,攻击也主要集中在政策本身,而非人身。然而,分歧实在太大,几轮发言下来,立场丝毫未见松动。
    眼看又要陷入僵局,主事的狄仁杰(他亲自来主持此等重要议题)按照规要,提议成立“专议房”。“此议题牵涉甚广,利害攸关,非一时可决。依规,可由本院推举数人,成立专议房,详加研讨,搜集南北市价、历年折色数据、漕运实情,并拟定数个可行方案,再行交付大会议论。诸位以为如何?”
    一阵沉默后,王元宝率先表态:“狄相所言甚是。折色之事,关乎万千粮户与漕运命脉,不可不慎。专议房深入研讨,拿出详实数据与多套方案,或可比空泛争论更有裨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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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部分支持改革的咨政员也点头赞同,他们希望用更扎实的数据来支撑自己的主张。反对派中一些相对理性者,也意识到一味反对并非上策,若能通过专议房的研究,找出新方案的漏洞,或提出更有利于己方的替代方案,或许更好。于是,经过一番并不激烈的讨论(主要是对新规下“推举”程序的陌生和试探),最终推举出七人组成专议房:两名出身江南、淮南的士绅代表(支持派),两名与漕运利益相关的官员、商贾代表(反对派),一名户部退休的度支郎中(技术派),一名德高望重的学者代表(中立派),以及被公推为召集人的王元宝(因其算账能力和相对公允的名声)。
    专议房闭门开了三天会。这三天里,他们调阅了户部、漕运部门的部分档案(在狄仁杰特批下),搜集了南北主要粮市近年的价格波动数据,听取了相关胥吏、粮商的陈述(非正式),也邀请了两位精通漕务的退休老吏提供咨询。争吵依然激烈,尤其是关于固定比例该定在什么水平、参考市价的具体机制如何设计、对原有利益受损者如何补偿或过渡等关键问题,双方寸步不让。
    但闭门的环境和明确的任务(必须拿出具体方案),迫使双方不得不更认真地听取对方理由,更仔细地审视已有数据。那位户部退休的度支郎中,用详实的数据指出,完全固定比例确有僵化之虞,但完全放任浮动则弊端更大。他提出了一个“基准比例加浮动区间”的折中思路。学者代表则从“便民”与“国用”平衡的角度,强调任何改革都需考虑过渡期的平稳。
    王元宝作为召集人,发挥了关键作用。他利用自己商人的敏锐和对数字的天赋,不断在双方报价和测算之间寻找可能的中庸点。“江南的刘兄,你所提的比例,依近年最低市价测算,粮户仍略有小损,但可接受。河北的李兄,你所担忧的漕运成本增加,若按此比例,以近年平均粮价计,朝廷需补贴之数额,并非不可承受,且可从革除‘折色’中间盘剥之收益中部分抵充……”他更像一个精明的账房先生,而非简单的利益代言人,努力在双方诉求的缝隙中,寻找那一丝微弱的共识可能。
    最终,经过无数次的争吵、计算、妥协,专议房勉强拿出了两套方案:一套是相对激进的“固定基准比例,辅以丰歉微调”,更接近改革派的主张;另一套是相对保守的“设定浮动上下限,严查盘剥”,更接近反对派的底线。两套方案都附有详细的测算依据和利弊分析。
    当专议房将这两套方案提交咨政院大会再次讨论时,气氛已与初次争论时大不相同。双方依然倾向于支持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案,但由于专议房提供了更扎实的数据和多维度的分析,争论的焦点从最初的“要不要改”,部分转移到了“具体怎么改”、“哪种方案更可行、弊端更小”上。一些原本立场坚定的人,在看了详细数据后,态度出现了微妙松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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