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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县官欺压百姓是正常现象，为了避免官员欺负百姓，他规定，亲官员不滋扰乡里。
官员由地方士绅监督，明朝的官员无论任何时期，都不敢过分欺压老百姓，因为朱元璋让士绅和读书人，相互制约。
更为关键的是，明朝给地方预留三成的钱粮，可以经营地方，但清朝只留一成，以陈应这个督造局为例，一千馀工的的工钱，伙食铁料，这是孙传庭这个县令，动用了永城县衙的仓库物资，就可以赈济洪灾。
反观清朝，地方官府只预留不到一成钱粮，用来给朝廷胥吏发工资，而且官员与地方士绅可以勾连在一起，狼狈为奸。
明朝虽然在全国有各地的官府，也设为巡检司，但是后期裁撤后，仅保守一千三百五十二座巡检司，另外就是卫所不得干扰地方，卫所和地方官员是两套体系。
可清朝却不一样，除一百多万绿营兵，还有各地的防汛兵，防汛兵本意是为了防止洪水，全国设立8532个汛点，每个汛点设立十五名防汛兵，所谓的防汛兵，就是就是为了镇压民变。
这个防汛兵与地主的私兵相结合，人数是一谜团，连朝廷也不知道有多少人，只要当地的百姓想要造反，防汛兵是第一道关卡，接着就是绿营兵，然后就是八旗兵。
可以说，在这套体系下，百姓的民变，很难形成气候，不想大明。如果大明有人想要依靠农民包围城市，就算占了县城之外的所有地方，县官不知道。
就算县令知道了民变，他只能组织民壮防御，别说县令无法调动卫所兵，就连知府也无法调动军队，等县里报到府里，府里报到省里，省里再联合都指挥使司，等大明朝廷的部队调动，少数三五天，多则十天半个月，民变就容易引起气候。
可清朝不一样，防汛兵是第一道预警，一个县里数百名百姓造反的话，防汛兵就完全可以镇压，超过千人规模，绿营也能镇压。
仅仅康熙年间全国就发生四百五十多起民变，不过可惜，都被清朝成功镇压了。
大明的灭亡，不是对百姓太差，而是太好了。朱元璋规定的制度，从大明王朝立国，到灭亡，朝廷的正税一直都是三十税一，百分之三点三，无论万历丶天启丶还是崇祯，他们想增税，也只能以辽饷丶剿饷等名义徵收，正税一直没变。
可是清朝的正税，他妈的……以光绪年间为例，江南地区农民每亩需交粮150斤，折合银两约1.03两（按粮价每石银一两四钱六分推算），大明到了崇祯十三年，正税和杂税加在一起，只有四斗多一点粮食，相当于清朝正税的百分之二十五，这还不算杂税。
清朝的正税之外常有附加，如火耗（每征银一两加征一钱至二钱）丶雀鼠耗（实物损耗折算），实际负担可能更高。
只是清朝采取的是类似于大漂亮国的精英统治方式，根本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，他们往往与地主和豪强丶买办联合在一起，牢牢索死了百姓的命脉。
天启皇帝皱起眉头道：「官员既然不多，可可是解学龙说大明的官员太多了，要裁撤冗官……」
陈应苦笑道：「解给事中在京城，看的是六部九卿，是那些冠带堂皇的京官。可大明两京十三省，一千四百馀县，像永城这样的县有多少？每个县就那麽几个官，要管几十万人。不是官多了，是……官太少了。」
「那为何俸禄开支如此巨大？」
陈应看到魏忠贤在给他使眼色，他淡淡地道：「陛下，大明的官员俸禄开支其实不大，只是咱们大明税收实在太低了，以北宋熙宁至元丰年间年税收曾达六千馀万贯，南宋中期（如宋孝宗淳熙时期）的年税收收入约为一亿贯以上，我们大明才多少？」
「天启元年田赋收入为米2149万石丶麦430万石！」
其实陈应不用问也知道，天启年间平均税收在两千六百万石左右，折合银子相当于两千两百万石至两千四百万两银子银子之间。到了崇祯朝，平均税收降至两千万石，少了六百万两石粮食每年。
「我们大明两京十三省是北宋面积的两部以上，是南宋的六倍以上，税收却只有南宋的六分之一！」
天启皇帝盯着陈应道：「你可知，那些官员天天叫着，不可与民争利……那宋朝为何可以徵收如此多的税？」
「商税！」
陈应解释道：「宋朝徵收酒税丶商税及契税丶附加税等，仅巴蜀地区酒丶茶丶丝绸，就占了全国税收的三分之一。」
魏忠贤暗暗松了口气，他就是想向江南士绅征商税，要不然，他也不会被骂成奸佞小人，魏忠贤非常清楚，老百姓手中才几个钱？
得罪那些士绅，随便抄上一家，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两银子，他就算把一个县刮乾净，从老百姓手中也弄不到几十万两银子，得罪几十万人，他连睡觉都不踏实。
「可东林党……」
天启皇帝想到东林党就气得牙痒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