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7章表哥的第二次婚姻谈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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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87章表哥的第二次婚姻谈判(第1/2页)
    五一假期第二天，家里电话响了。母亲接起，是县城的大姨打来的。电话里声音又急又快，带着哭腔，母亲听了半晌，脸色越来越凝重，最后只说：“大姐你别急，我们马上过去。”放下电话，母亲对古民和父亲说：“你大姨家出事了，建军（表哥）又要结婚了，对方家里条件提得高，谈不拢，闹起来了。建军把自己关屋里不吃不喝，你大姨夫高血压犯了，刚送去诊所。让我们过去帮着拿个主意。”
    父亲皱了皱眉：“建军？他不是三年前才离的吗？这又要结？对方什么人家？要多少？”
    “听说是他厂里一个同事的妹妹，也是二婚，带个女孩。彩礼要十八万八，还要在县城买套新房，只写女方名字，说是给她们娘俩保障。建军那点积蓄，上次离婚就折腾得差不多了，哪还有钱？可女方家咬死了不松口，说不然就散。建军像是认准了这人，跟你大姨他们杠上了。”母亲一边说一边换衣服。
    古民默默听着。建军表哥比他大十岁，在县里一家机械厂当技工，手艺不错，但性格有些闷。第一次婚姻是亲戚介绍，仓促结婚，因性格不合和婆媳矛盾，三年后离婚，没孩子，但几乎净身出户（房子给了女方）。这才三年，又要再婚，而且对方条件如此苛刻。他几乎能立刻在脑海里勾画出这件事的轮廓：一个急于再组家庭、可能带有某些情感或现实补偿心理的大龄二婚男，一个寻求经济保障的二婚带孩女，一个被高额要求逼到墙角的普通工薪家庭，以及夹杂其中的面子、焦虑、对未来的恐惧和算计。
    “我也去。”古民起身。父亲看了他一眼，想说什么，但想到上次古民用Excel表格分析彩礼问题引发的家族风波，又把话咽了回去，只点了点头。
    大姨家住在县城一个老旧小区。屋里气氛压抑，大姨眼睛红肿，大姨夫躺在床上，脸色发白。建军表哥坐在角落的凳子上，低着头，一言不发，整个人笼罩在一团灰色的颓丧里。茶几上摊着几张纸，是手写的“礼单”和“要求”。
    看到古民一家来了，大姨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又开始哭诉。内容与母亲电话里说的基本一致，但补充了细节：女方32岁，在超市做收银，前夫因赌博离婚，她带着8岁女儿。她坚持高额彩礼和新房，理由是“第一次婚姻失败，这次必须要有保障”，“不能委屈了孩子”，“建军是二婚，她也是吃亏的”。建军月收入约五千，除去开支所剩无几。大姨家老两口退休金微薄，还有个小儿子在读大学，根本无力支持。
    “民子，你读过书，脑子活，你给看看，这事……还有没有缓？”大姨抹着眼泪，带着一丝最后的期望看向古民。显然，上次“Excel事件”虽然让古民背了“冷血”名声，但在大姨这类真正被现实逼到绝境的人眼里，他那套“算账”的能力，似乎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。
    古民没有立刻回答。他先拿起那份手写的“要求”仔细看。内容直白而苛刻，几乎是一份单方面的“经济索取清单”，没有任何关于婚后共同生活、责任分担、甚至情感基础的描述。建军表哥在这件事里，完全处于被动和乞求的姿态。
    他又看了一眼表哥。建军才三十出头，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，眼神里有一种认命般的麻木，以及对“再次拥有家庭”的近乎偏执的渴望。这种渴望，或许源于社会压力、孤独感，或是对第一次失败婚姻的某种补偿心理，让他在这段明显不对等的关系中，失去了基本的议价能力。
    “建军哥，你怎么想？”古民问。
    建军抬起头，看了古民一眼，又低下头，声音嘶哑：“我……我喜欢她。她也对我不错。就是她家里……还有她，可能没安全感。我也理解。可是……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。”
    “你跟她谈过你的实际情况吗？包括收入、积蓄、家里的情况？”古民问。
    “谈过。她说……她说可以一起努力。但彩礼和房子是底线，不然她家里不同意，她也怕以后……”建军的声音越来越低。
    信息很清楚了。这不是一次平等的婚姻谈判，而是一次基于情感依赖和不安全感的、单向的经济压榨试探。女方（及其家庭）抓住了建军“急于成家”和“二婚自卑”的心理弱点，以及“带孩女性再婚市场价值可能被低估”的自我认知，提出了远超建军支付能力的条件，试图最大化自身经济利益。建军则因情感投入和“怕失去”的心态，陷入被动，甚至可能自我说服“对方的要求合理”。
    “大姨，姨夫，建军哥，”古民放下那份“要求”，语气平静，“这事，光哭和吵没用。咱们得坐下来，把事情掰开揉碎了谈。不是去求对方降价，而是要搞清楚，咱们到底要什么，能付出什么，底线在哪里，以及怎么谈才能不人财两空。”
    “还能怎么谈？人家咬死了十八万八和房子！”大姨夫在床上叹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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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7章 表哥的第二次婚姻谈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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