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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种困难，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开通了泇河。
    并于韩庄向北在湖东开河四十五里，以便纤挽船只，避免湖中行船风险。
    泇河虽然初步开通，但尚不能通运，仅能通行小船：“河身尚浅，水二、三尺不等，江浙、湖广粮船重大，艰以通航”。
    万历三十一年，时任总河侍郎的李化龙再一次提出开挖泇河通运，并于次年正月上《请开泇河酌浚故道疏》，其中提出开泇河的“六善”、“二不疑”说，更全面阐述了开泇通运和避黄的必要性及益处，言之具体而现实，深得万历皇帝的赞成。
    诏命即刻集中力量开工，为漕运大计做好长远的打算。
    李化龙循旧迹，自夏镇南李家口向东经种口，渐转东南郗山，至韩庄折向东，经台儿庄转东南至邳县直河口入黄河，全长二百六十里，统称泇河，至万历三十二年五月通航。
    至此，后世可见的京杭大运河才算彻底确定下来，直到新中国建立，运河依旧保持着现在的河道，再未改变。
    实际上，迦运河的开通，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水患对漕运的阻碍，用清代治河专家、河道总督靳铺的评价说：“有明一代治河，莫善泇河之绩。既避黄河之险，又资泉湖之利”。
    综观明代围绕山东南部的治河保运，朝廷大臣在主张上形成两派：即“借黄行运”派与“避黄行运”派。
    “避黄行运”派的主张从翁大立、傅希挚、舒应龙、刘东星、李化龙等人的议奏中，已看得比较清楚。
    主黄派以潘季驯、万恭、常居敬等为代表，他们认为当时的根本问题是黄河，只要集中全力把黄河治好，既可以使百姓摆脱黃祸，又可以借黄行运。
    潘季驯在万历年间开始尝试用束水攻沙法，治理徐淮黄河的成功经验证明，黄河淤塞运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，而不必分散力量再开新河。
    在“泇河之议”中，以潘季驯为代表的主黄派反对开泇河。
    在泇河开通之后，他们又认为开挖泇河是不成功的，严重贻误了对黄河的治理。
    虽然泇河开成以后，泇河经常河浅没水，而到夏秋就受沂河、武河和京河的山洪冲击，出现大量淤沙。
    泇河新渠在明末又不断进行了拓展、疏浚，其建置不断完善。
    到了清代，完全接受了开挖泇河的成果，并把它作为京杭运河的主航道，旧运道被完全废弃。
    而现在，大明万历年间河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，在魏广德坚持下，迦运河避免了此后长达二十年的争论，在其推动下直接进入明廷视野。
    当晚，朱衡就到了魏广德府邸，他来自然是要问清楚内阁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    “我思考过了，与其再次尝试胶莱运河，不如开挖新河渠，避开黄河之险。”
    魏广德对朱衡解释自己的理由，“在张居正心里，依旧是漕运的重要性远大于海运，我在内阁话语权不如他重，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。
    支持开挖迦运河，保住漕运畅通，对朝廷有利。
    迦运河开工，不代表黄河就不治理，在我想来，黄河依旧要治，只是这次只是治水，和保运没有任何关系，想来对于治水之人来说，承担的责任就要小一些。”
    “五年？”
    在朱衡问询的时候，魏广德给了肯定的回答。
    “工程浩大，需要求稳，第一年主要是再次确认开河的可能性。
    之前你说存在一些难题急需解决，工部要召集水工方面行家商议解决。
    该筑堤的筑堤，该凿石的凿石，务必把准备工作完成。
    周边水系要详细调查，对调水也要有详细的计划，切不可因为水量影响行船.”
    魏广德把自己考虑统统向朱衡解释一遍，最后才说道：“这些年漕运因为黄河水患屡屡断航，我希望迦运河建成后，漕运能保持持续顺畅。
    只是黄河过水时，稍稍停留数日还可接受，但若因此断航是断不能接受的。”
    朱衡闻言想了想才说道：“既如此，那我抽空亲自走一趟，带人先实地查勘一番。”
    “心中没底？”
    魏广德闻言失笑道。
    “自嘉靖四十五年完工新渠后，我就再未去过，没亲眼见到，我也不敢拍着胸脯说能行。”
    朱衡苦笑道。
    他算是明白了，迦运河能不能行，貌似已经涉及到魏广德和张居正之间私下里一次斗法。
    魏广德不想输给张居正，条件就是迦运河可行。
    否则，以后张居正和魏广德关于朝政，但凡有纷争，今日之事都可能成为张居正攻击魏广德的理由。
    那就是有前车之鉴，你魏广德反对他的意见，但你的办法也行不通，不比他张居正的办法好。
    于是第二日，朱衡就以工部部议上奏，欲前往南直隶，实地查勘迦运河走向。
    奏疏到了内阁，魏广德很快批“可”，随后送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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