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测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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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报告，这个男孩没有任何渠道能获得合规材料。“政策的初衷是防止突击植入和黑市手术。但当政策要求这些孩子自证‘我是合规的’——它实际上在告诉那些最脆弱的家庭：你们不仅做了错的选择，现在还要为这个错误继续付出代价。”
    这篇文章发布后不到两小时就被平台依规加上了“信息未经核实”的标识。转发量被限制，评论区不再显示新留言。另一个家长在私密群里说：“他们不让我们讨论，但问题还在那里。那道门槛不会因为没人讨论就自动消失。没有手术记录的还是拿不到登记表。”
    郑智鸣的公关团队第一时间监测到了舆论波动。他们的对策是分化舆论——在多个平台上投放两类互相矛盾的AI生成内容：一类将责任指向黑市诊所和消费者自身的选择失当，另一类将矛盾引向公立医院的官僚主义和资质审核。两类内容在平台算法推助下分别流向不同人群，引发互相攻讦，但没有任何一条指向智桥科技本身。
    几天后，京都市市政委员会的一次定期会议上，一个议题被临时动议加入议程：本市青少年神经认知技术应用现状及风险防控。
    提交动议的是上个月刚上任的市长贺明远，四十一岁，从高校副校长的职位上调任，说话带着学院派的条理，但不太习惯市委会上那种需要反复斟酌措辞的节奏。他准备了一份简报，罗列了今年以来本市青少年侵入式义体手术的数据——正规渠道约两千余例，黑市手术估算在四百到八百例之间。然后他说了一个案例：一周前，一名十五岁的高一女生因持续高热、剧烈头痛被送进朝阳医院急诊，经诊断确认是侵入式神经接口引发的继发性细菌性脑膜炎，进一步检查发现芯片封装存在质量缺陷——密封层有微裂缝，导致生物相容性失效，细菌沿神经束向中枢扩散。紧急清创术后，患者遗留中度脑功能损害，认知功能评估显示短时记忆力和语言流畅度较术前显著下降。通报之后他讲了一句：“这次事件或许并非完全是坏消息——正好可以让技术浪潮降温。社会舆论会被此类事件自然冷却。”
    他说完这句话，会议室里安静了大概两秒。然后他意识到了什么，放下简报，喝了一口水：“刚才最后一句，请会议纪要删除。”
    散会后，各人收拾东西，会议室慢慢空了。三三两两下楼的人走在微光晃动的走廊里，神色各自不同。市教委的代表抱着会议记录走得很快，没有和任何人搭话；另一位分管卫生的副主任在电梯口站了片刻，对身边人低声说“他说的技术降温也不是全无道理，问题是这话不能明说，市长还是太年轻，想什么说什么”，身边的人没有应声，只是看着电梯数字往下降。某位国企调任的委员没有走，在走廊尽头的窗边站了很久，看着楼下那些光点一排排亮起来，想起自己的孩子明年也该上高中了。
    凌晨零点，林晚晴还没有睡。她在书房里改作文，但今天她改得格外慢，翻开一篇看了很久才下笔。不是因为作文难改，是因为她在等周明远回来。
    周明远今晚又在加班。他在星核科技的实验室里，和张薇一起分析上次NGI-7测试的后续数据。但这不是她在意的。她在意的是——他最近加班越来越频繁，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。她从不过问他在实验室和张薇做了什么，不是因为不关心，而是她知道他们讨论的那些术语她已经听不懂了。她不是被关在门外——是那扇门自己慢慢合上了。张薇博士是教动物神经学与人工智能的，她教的是高中语文。她们之间隔着一整座跑着代码与神经元模型的桥。
    她放下红笔，翻开手机，看到家长群里正在激烈讨论一个帖子。帖子是某家长转发自“小蓝书”的那篇医疗法律师分析赋分制门槛的截屏，下面已经有几十条回复。她在其中看到一个熟悉的头像——是刘铮的妻子苏瑾。她发了一段话：“我们当初签那个字，不是想做坏人，只是想给孩子多一个机会。现在政策说我们是另一个赛道的人。其实我们当初和你们一样，只希望孩子在考场上能被公平对待。可我们也不知道——那道门槛到底是划在考场外面，还是划在我们自己身上。”底下有几条回复在安慰，也有几条在嘲讽——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”“花五万块买了个教训”。苏瑾没有再回复。
    林晚晴看着苏瑾的那段话，想回复点什么。但写了删，删了写，最后什么也没发。她也是家长。她的孩子还没有做植入，手还是暖的。但她知道那道门槛随时可能被往她这边推——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选择，而是因为其他人做了选择之后，政策会重新画线。那天周明远测试完回来，她看到他坐在沙发上盯着自己的手。她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什么。然后她发现他放在床头柜上的文件袋——里面是新打印的NGI-7测试知情同意书。她没有翻开。她只是把那一小叠纸放回柜子上，再把雨雨画的那两只手——暖色的，亮色的——轻轻放在文件袋旁边。什么也没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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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测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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