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五十四章日本投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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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下的安神香囊。
    何清在湾仔重新开起了茶室。她四十八岁，头发已经花白，但泡茶的手法还是跟十四岁时一样端正如仪。招牌还是当年刘惠珍留下的那块老匾，上面写着“清心茶舍”，旁边挂了一把刘惠珍用过的紫砂壶。何辩从新加坡回来了，他四十七岁，晒得黝黑，南洋资产全部保全。何安让他正式接任何静的贸易部主任，何静说我这把老骨头该歇歇了，何辩说你歇不了，你坐在家里也比我管得好。何静笑了笑，没有否认。
    何慎和何安邦把安保部的战后编制重新整理了一遍。抗战期间安保队牺牲了二十三个弟兄，何慎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刻在坚尼地城码头的一块花岗岩石碑上。名字刻完那天何慎站在石碑前，把二十三双旧军靴整整齐齐码在碑座下面。何安邦站在他旁边，手里拿着一份新编的安保部人员名册——战时幸存的老弟兄还剩三十七人，加上新招募的年轻人，编制扩充到了六十人。何慎接过名册看了一眼，在最后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，然后把笔递给何安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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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以后你签。”
    何安邦接过笔，在何慎的名字下面写下了“何安邦”三个字。他的字写得比年轻时工整了不少——陈秀兰教的。
    何成局赤着脚站在太平山顶，俯瞰着这片正在重建的城市。巨臂码头的水泥墩子重新浇筑了，何念祖带着工人在工地上干了半年，码头上第一艘货轮重新靠岸。镇海号修好之后第一次试航，从港岛开到九龙湾只用了半个时辰。深水埗仓储区的屋顶重新铺了铁皮，何念月站在仓库门口对新来的搬运工人讲仓储规范。她四十二岁，短发齐耳，讲得跟当年何敏讲账目时一样条理清晰。
    何氏医馆的免费门诊每天排长队，何甘和何芳从早忙到晚，两人在诊室走廊里擦肩而过时还不忘互相塞一块糕饼。何清在茶室里泡好凤凰单丛，何辩端着茶跟何静讨论南洋橡胶的进口价，两人争得面红耳赤，何清在旁边又泡了一壶新茶不动声色地放在他们中间。
    宝芝林分馆在战后的第一个收徒仪式上，梁铁心带着新入门的弟子们站桩。她三十八岁，已经是内劲境三阶，站姿跟何岳当年一模一样——脊背笔直如铁桩，纹丝不动。何继祖把那把从广州寄来的旧刀挂在宝芝林分馆的正堂上。他四十八岁，内劲境四阶，手臂上两道北伐时留下的枪伤疤痕在晨光中泛着暗红色的光泽。刀鞘上的皮子已经磨得发亮，刀刃上的缺口还在。他对新入门的弟子们说：“这把刀是我太爷爷从咸丰年间带出来的。它不是用来杀人的——是用来告诉你们，何家的人碰到该死的人，不会手软。”
    弟子们齐声应了。何继祖回头看了一眼梁铁心，梁铁心正带着新弟子站桩，膝盖微曲，重心下沉，纹丝不动。他忽然想起梁铁海生前最后一次来香港，在天台上看梁铁心打了一套洪拳，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，说了一句：“比我打铁打得好。”那是何继祖听过梁铁海说的最温柔的一句话。
    何成局把这一切尽收眼底。他转身走回太平山顶的小屋。屋里很简陋，一张床、一张桌、一把椅子，墙上挂着一幅广东舆图。他走到桌前拿起毛笔，在何敏新誊写的香港防务地图上找到荃湾渡口的位置，用朱砂画了一个小圈，在旁边写了两个字——“平安”。
    然后他把笔放下，转头看着窗外。山下湾仔方向，何植当年从广州花房里移植过来的那棵凤凰木正在开花，火红色的花瓣在晨光中像一簇簇小火苗，从山腰一直烧到山脚。他低头看着脚上的鞋——沈小荷做的那双，鞋面已经洗得发白，鞋底也快要磨穿了。他把鞋脱下来放在床头，和余姚姚那双磨穿了底的旧布鞋并排放在一起。两双鞋，一双磨穿了底，一双洗白了面。他赤着脚站在窗前，对维多利亚港的海风说了一句话。
    “仗打完了。你们在那边都看到了吧。”
    战后第十年，何平从潮州来到香港。她七十八岁，走路需要人扶，但腰背还挺得很直——那是林函教她的莲步轻移，走了一辈子还是没忘。她来的那天正好是何慧过世一周年的忌日。何慧是前年走的，很安静——那天上午还在医馆里给病人开方子，下午说有点累，靠在诊室的长椅上闭了会儿眼睛，就再也没睁开。何慧没有子女，但她的徒弟们跪了一屋子。何忆站在姐姐的床前，把何慧生前最常用的一把切药刀放在她手边。何忆说：“姐，到了那边没人跟你争切片还是研粉了。你想切片就切片，想研粉就研粉，研多细都行。”
    何忆自己在何慧走后的第二年也走了。那天她在给一个病人扎针的时候忽然手抖了一下——她扎了一辈子针，那是第一次手抖。金针掉在诊室的地砖上，发出一声清脆的细响。她弯腰去捡，身子一晃，被何芳扶住了。何忆靠在何芳怀里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哭笑不得的话：“这把针留给你，别让何慧看见——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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