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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站在门口。
静静地看着那张“旺铺转让”的纸。
然后他笑了。
不是苦笑，不是冷笑，不是任何一种需要被解读的、带有情绪的笑。
那是一种很淡很淡的笑，几乎只是嘴角肌肉一丝微不可察的牵动。像黄河冬季缓慢流淌的、几乎凝滞的浅水，像塬上冬日那轮有气无力、光芒稀薄的太阳，像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在时间中无可避免地淡去、褪色了的东西——
他笑了。
沈婉清不在了。咖啡馆不在了。那天的雪不在了。那天的笑与悸动，也不在了。
但他在。
他还站着。
站在已然关闭的咖啡馆门口，站在北京冬天干燥刺骨的风里，站在如黄河枯水期般裸露的记忆河床上，站在似塬上裂缝般呼啸而过的时间之风里。
他站着。
然后他转过身，走了。
三
第二个地方。
他走了一条街，两条街，三条街。
北京的道路错综复杂，像黄河肆意分岔又交织的众多支流，弯弯绕绕，没有定势；也像塬上被雨水与岁月切割出的、纵横交错的深深沟壑。像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人生中弯弯绕绕、难以直抵核心的东西。
他走到了一个礼堂。
以前是某个老牌大学的礼堂，后来改建成了一个小型艺术剧场。他人生中第一次拿奖就是在这里。
那一年他三十岁。拍了一部三十分钟的短片，叫《大河》。在那个不甚起眼的独立影像展上，拿了最佳短片奖。台下掌声雷动，不算响亮，却持续着。闪烁不停的闪光灯，密集得像黄河夏天突如其来的狂暴骤雨，像塬上夏日天际炸开的、令人心惊的雷霆，像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强烈地响着、闪着、试图留下印记的东西。
他站在狭小的台上，手里握着那座冰凉微沉的奖杯，说着早已准备好的感谢词。感谢了很多人，感谢了亦师亦友的赵鹏程，感谢了当时还在身边的沈婉清，感谢了所有那些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在他摸爬滚打时曾伸手帮过一把的人。
那时候他觉得——世界正在他眼前展开。黄河的魂魄是他的，塬的脊梁是他的，所有那些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蓬勃跳动着的东西——都仿佛可以属于他。
现在——
礼堂在装修。
外面严严实实地围着高大的、漆成蓝色的铁皮围挡。上面贴着“施工重地闲人免进“的告示牌。门口堆着沙子、水泥和砖头，显得有些杂乱。这景象让他想起黄河边的工地，也像塬上的工地，更像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正在被改变着的东西。
他站在那围挡的外面。
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往里张望。
礼堂里面，座椅已被拆除，舞台也坍塌了，天花板上露出了纵横交错的钢筋。那裸露的钢筋，像黄河水底露出的石头，也像塬下露出的陶片，像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终于露出来的、骨架一样的东西。
他就那样看着那些钢筋。
然后他想——
三十年里拿过的那些奖，如今什么都不是了。
那些奖杯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，也许在某个搬家时的纸箱里，也许在某个堆杂物的角落里。它们像黄河里的石头，也像塬上的土，像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最终被遗忘了的东西。
但他并不觉得可惜。
因为——
那些都不是他最好的东西。
他最好的东西不是《大河》。是他现在正在拍的这一部。是拍给自己的。用老周攒下的素材，用小鹿拍的素材，用阿依镜头里的月亮，用阿月那双眼睛。
那才是他最好的东西。
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些钢筋。
然后转身走了。
四
这第三个地方。
他走得更远了。
他穿过一条狭长的胡同，拐过一个熟悉的弯，又走过一座老旧的天桥。这行走的轨迹，像黄河的水绕过河心的礁石，像塬上的风绕过残存的断壁，像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默默绕过了某种阻碍的东西——他就这样走着。
他走到了一个商场门口。
这里以前是一个电影论坛的会场。他第一次见到苏眠，就是在这里。
那一年他三十八岁。在一个电影论坛上，他是受邀嘉宾，苏眠是活动主持人。她穿着一身利落的黑色西装，留着清爽的短发，眼睛很大，很亮。像黄河深流的水，也像塬上高远的天，像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会发光的眼睛。
她向他提问，关于电影，关于真实，关于人该怎么活着。
他当时回答了。但那时候，他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真实。他以为真实是可以用镜头精心拍出来的。后来他才知道——真实，是得用日子一天天活出来的。像黄河的水，像塬上的风，像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确确实实活着的东西——那样活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