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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晴在广慈医院的告解室里坐了五分钟。
情报自然是要传,教会医院也可以作为李远那边的替代,只是在物资箱里夹情报总归是更危险的。
告解室很窄,刚好容一个人跪在木垫上。
木板被前人的膝盖磨得发亮,泛着一层暗淡的光。
窗外的光从雕花隔板的缝隙漏进来,落在她膝盖上。
陆修女进来时带起一阵风,门帘在她身后晃了一下又落定。
方晴没有说话,她从袖口里抽出两张卷烟纸,对折,塞进座椅侧面的裂缝。
陆修女跪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,嘴唇翕动,手指掠过那道裂缝。
“这次的情报要跟着物资箱一起北上。”方晴低声说。
“我尽量。”陆修女点点头。
过了一刻钟,门帘掀开,方晴走出告解室。
她在圣母像前屈膝行礼,手也画了个十字,然后从教堂的侧门走出去。
方晴在巷口站了片刻,确定没有人跟着,才往电车站方向走。
自从抗樱花小组成立以来,四个人的分工已经磨合得很顺了,教会医院是一些小情报的传递固定节点之一。
但这次不一样,情报要跟着物资箱一起走。
陆修女每个月往北边送两批医疗物资,打着“教会慈善”的名义,走内河航运。
沿途的关卡已经打点过,一般不会开箱查验,但那是平时。
最近宪兵队在各处设卡查违禁品,教堂的施粥点都被封了,理由是“没有许可证不得施粥”。
物资一旦被查到,情报也完了。
但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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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月第三个星期日,一个穿灰底蓝格旗袍的年轻女人走进宏口的“川上”咖啡屋。
咖啡屋不大,临街的玻璃窗上贴着日文菜单,门口挂着一串风铃。
她推门进来时,风铃响了一声。
老板在吧台后面抬起头,招呼她要喝点什么。
她叫顾秀芝,化名小野惠子,在梅机关总务课做文书整理。
档案室在梅机关大楼的一楼,窗户对着后巷,一年到头晒不到太阳。
房间里堆满了铁皮柜和纸箱,空气里有股陈旧的纸张味。
她的工作是接收各科室送来的办公用品单子,纸张申领单、墨水墨盒、桌椅报修之类。
她在梅机关已经待了两年,没有人会多看一眼总务课的文书。
她没资格参加各种跨部门会议,也接触不到机密文件的正本。
但顾秀芝有自己的办法。
办公用品单子上有各科室的签单人名字和日期,每一张单子都标注了申领数量和用途。
单独看没什么,但攒够一个月的单子,就能看出很多东西:哪个科室在加班印材料,哪个科室突然多申领了档案袋和文件夹,哪个科室的用纸量翻了一倍。
用纸量翻倍,意味着有大规模的文件在印制。
大规模印文件,要么是清查行动,要么是物资调拨,要么是人事调整。
顾秀芝自然是不偷文件的,她只看单子就足够分析出很多东西。
她租住在宏口的一个小房间里。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就占满了。
墙纸是房东贴的旧报纸,边角翘起来。
她在墙纸夹层里藏了一沓裁好的空白纸,用橡皮筋捆着。
每天回家,先锁门拉窗帘,然后把当天记下的内容誊上去,攒够一周再送出去。
她的接头人叫郑萍,是她中学同学,在法商电车公司当售票员。
两人约在川上咖啡屋见面,每周一次。
顾秀芝把纸裹在油纸包的方糖里,推到桌子对面。
郑萍接过去,塞进手提袋。她们从不交谈情报内容,聊的是电车上的琐事——哪条线路又涨价了,哪个乘客逃票被抓了。
郑萍把这些卷烟纸塞进电车票夹,交给一个在十六铺码头收账的男人。
那个男人叫什么,顾秀芝不知道,郑萍叫他“老周”——大概率不是真名。
老周再把东西转给码头上的工人,最终汇集到抗樱花组织的情报网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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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秀芝父亲是教书的,去世得早,母亲在弄堂口摆摊卖包子。
她能读写樱花文,是因为父亲教过,父亲是留樱学生,回国后在中学教樱花文,一辈子没离开过讲台。
淞沪会战那年,一颗炮弹落在学校后面的巷子里,她父亲护着两个学生跑进防空洞,自己被弹片打中后脑。
后来顾秀芝在电车上遇到了郑萍。
她们从中学毕业后就没联系过,郑萍嫁了人,丈夫在码头上做工,前年工伤死了,留下她一个人带着孩子。
郑萍为了养家,进电车公司当了售票员。
两人在电车上认出来,约了周末喝茶。
到现在,已经快两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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