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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村里青壮年几乎全被征走，山田因为年纪偏大且属于文员，被留下来当“农业指导员”，带着妇女老人和学生干活。
他每天要统计各户的生产进度，向上级汇报，还要修水渠、防虫害。
他做着和在魔都类似的文书工作，只是表格里的数据换成了肥料和种子。
1944年，北海道遭遇冷夏，六月份还在下雪，水稻冻死大半。
山田站在田埂上，看着稀稀拉拉的稻株，心里发凉。
那年秋天收成不到两石糙米，加上土豆和杂粮，勉强够一个人活。
但征粮任务不减反增，前线在吃紧，本土的粮食都要往军队送。
村公所的人来收粮，山田跪下磕头求他们留下一点口粮，但那人只是面无表情地搬走米袋，留下一句“为国家效忠”。
他每天只能吃一顿饭，稀粥掺着橡子粉和麸皮，一米七出头的个子，体重掉到了四十五公斤，肋骨根根分明。
那是山田一生中最冷的冬天。
燃料配给削减到每人每天一小捆木柴，他不得不去山上砍枯死的树，但雪太深，常常走半天也拖不回一根像样的柴火。
1945年8月15日，山田正在地里锄草。
村里的广播喇叭忽然响了，天皇的声音含混而遥远，带着噪音断断续续。
他直起腰来听，听到“终战”两个字钻进了耳朵。
他站了很久，四周田地里别的农人也直起了身，像一个个稻草人。
良久，山田慢慢蹲下来，把脸埋进双手。
他没有哭，只是感觉很累。
战争结束了，但妻子不会回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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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后，北海道涌入了大批复员军人和从满洲、朝鲜撤回来的侨民。
政府推行“紧急开拓事业”，要在五年内开垦七十万町步荒地安置这些人。
山田的土地被划入了接收区，村公所的人来问他要不要把西边荒地划给开拓团，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自己开。”
他用积攒的一点钱换了一头瘦牛和一套新犁具，又开始一镐一镐地刨地。
新来的开拓户里有不少年轻人，有的是退伍兵，有的是城市失业者，对农耕一窍不通。
第一年种的麦子被霜冻打死，有人哭着要回城。
山田把他们召集起来，教他们怎么翻地、堆肥，怎么防霜冻、识别土质。
过了几年，山田的土地扩大到五町步，种了水稻、麦子、土豆和甜菜。
那一年风调雨顺，他第一次存下了可以卖掉的余粮。
他用卖粮的钱修了屋顶，买了新犁和一台手摇脱粒机。
再之后，经济逐渐复苏，农村也有了起色。
化肥供应稳定了，新品种稻种推广开来，农业机械化也在缓慢推进。
山田试种了新型的耐寒稻，产量比老品种高三成。
那天晚上他多喝了一杯酒，对着墙上挂的妻子照片轻声说：“你看，我种的土豆今年长得不错。”
他依然独居，没有续弦。
村里有人介绍过丧偶的寡妇，他都婉拒了。
又过几年，村里成立农业协同组合，山田被推举为理事。
他管账本、写报告，在魔都练出来的文书功底全派上了用场。
札幌来的视察官员看了他做的台账赞不绝口，说这一带的报表最规范。
等到山田六十几岁时，他把大部分土地租给了年轻农户，只留了一町步种菜和花卉。
他在屋后山坡上种了一片紫云英，每年五月，花开成一片紫红色的云霞，他就坐在花丛旁边，看蜜蜂飞来飞去，看远山上的雪慢慢融化。
某一天晚上，山田在睡梦中离世。
邻居第二天早上发现他没起来浇花，推开门，见他安详地躺在被褥里，面容平静。
村民按他遗愿，把他葬在屋后山坡上，紧挨着那片紫云英花田。
紫红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晃，像无数小小的手掌在挥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