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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开了五日，诸多业内大佬汇聚一堂，五日内逐条议了裁兵限额、财政统一、关税筹备、币制整理诸项等等。
陈景明一如既往，大多时候只听不说。
如果不是陈家在业内的地位使然，陈景明甚至不想来此。
当然了，开口也主要是必须要选择站队。
陈家身为商业巨擘，陈景明还是得站在商界这一边的。
有钱才是王道。
钱有了什么样的武器造不出来？什么样的军队打造不出？
因此，这几日以来，陈景明为数不多的几次发言，都是在替商界说话，丝毫没有一星半点替军方争利的样子。
其次嘛，陈景明也明白，老宋搞的这场所谓的经济会议，本质其实是替校长造势：用商界民意压地方军方派系，用所谓的财政来强行收兵权。
本质上对中央系其实没什么影响，这也是陈景明不遗余地站队商界的原因之一。
毕竟陈家要的是厘金裁撤、关税自主后实业的红利，至于中央和地方怎么争兵权，他乐得作壁上观。
……
上海的会刚散，南京的全国财政会议紧跟着便开了。
不过几日，差不多六月底，陈景明又连忙赶回南京，依旧与陈家的商界身份与会。
这次会议，参会的人员比上海更杂更乱。
有财政部各司官员、各省财政厅长、也有四个集团军的军需代表，百余人挤在财政部大礼堂里，吵吵嚷嚷，比上海的会热闹得多。
依旧老宋主持会议，不过此次调子却更硬了。
接连几日表决，议案悉数通过：
第一便是统一全国财政，废两改元，逐步推行银元本位。
第二便是全国层面裁撤厘金，“所有物资课税、节节设卡之积弊，绝对涤除”，代之以统税；
其三，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，各省不得截留国税，军费全由中央统一拨付；
其四，设立中央银行，统一币制发行，整理全国金融。
每一条议案背后，都是权力的收束。
地方代表争得面红耳赤，说国税划走、地方无钱办事；各集团军代表也各怀心思，军费一旦全靠中央，等于被人掐住了粮袋子。
但没人有招，如今大义在南京，在宋资文，不在地方，更不在地方派系军阀。
他们可以阳奉阴违，但断不能阳违。
不过真正的重头戏，并不是前面通过的诸多议题，那些只是开胃小菜。
重头戏在最后一日。
最后一日，宋资文公布了军费月度分配方案。
第一集团军每月一千六百万元，第二集团军一千二百万元，第三、第四集团军各六百至七百万元。
这数字一念完，台下顿时炸了锅。
第二集团军的代表当场起身，说西北军兵最多、仗最苦，这点钱根本不够养。
第三、第四集团军的代表也脸色难看，数额连第一集团军的一半都不到，摆明了是厚此薄彼。
宋资文早有预料，只拿“财政困难、总量有限”搪塞，半句不肯松口。
这是校长想看到的，也是宋资文自己想要办的。
在校长看来，其他三家军费少得可怜，要么乖乖裁军缩编，要么就只能自己想办法筹钱，落下个“违抗中央、截留税收”的口实，到时候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动手。
用财政手段逼各集团军就范。
宋资文自然没有想这么多，或者说他不屑于去想这么多，他如此做单纯是想省钱。
……
两场会开完，裁兵的调子算是从经济上定了下来。
表面看，是财政部在算账、商界在呼吁，根子上却还是那盘削藩的棋。
校长先拿住了钱袋子，接下来的编遣会议，便要伸手拿枪杆子了。
……
沪宁两场会议的决议，很快顺着电报线传遍全国。
各路封疆大吏的案头，几乎都摆上了同样一份通电。
纸面上是裁兵理财、统一财政的冠冕文章，底下藏着的却是某人削藩收权的步步紧逼。
郑州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里，冯钰祥光着脚蹲在椅子上，手里攥着电报纸。
他重重“哼”了一声，粗着嗓子对旁边的参谋长道，
“裁兵是该裁！全国几百万兵，谁养得起？国家穷成这样，留那么多兵干什么？
“我看上海那帮商人说得对，兵要少、防区要小、事要做好，回头就给全军传令，咱们第二集团军务必先喊出这个口号！”
话说得敞亮至极，不过转眼冯钰祥就黑了脸，把电报往桌上一拍，
“但裁兵得讲公道！别他妈裁别人的兵，留他蒋家的兵！”
冯钰祥如此作态也属实是没招。
自家家底还是自家清楚，陕甘豫鲁四省连年战乱，地皮早都刮薄了，三十多万大军全靠地方税赋和零星接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