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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基层的管控确实严密。
但这套制度没有设计监督官僚的机制，商鞅变法最出众的地方是对于基层百姓，每一粒钱粮的汲取效率。
通俗讲就行，文吏只考虑完成自己的收税KPI，至于收税过程如何，鲜少有人过问。
另外，商鞅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。每户人口、田产，官府都有记录。士兵阵亡的军报到达后，户籍注销，田产按规定充公，再转卖。
这就是为什么秦国的这类问题比赵国更严重，而不是更轻。赵国的地方势力分散，县令想侵占田产需要协调各种关系。
秦国的户籍制度统一、精密，官府处理绝户田产的效率更高。
所以在秦国，户绝的激励是正向的，因为名田制下，户绝田宅“入县官”。
董仲舒说秦：“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……贫民常衣牛马之衣，而食犬彘之食，重以贪暴之吏，刑戮妄加，民愁无聊，亡逃山林，转为盗贼”
在秦，一个军属家庭男丁“战死”，县令面对两个选项：
甲，替孤儿寡母办袭爵、免役、开仓放粮，手续繁琐、要担连带责任、县仓还要出血。
乙，等他们冻饿而死、户口注销，田宅充公，县财政增收，上计数字漂亮。
在秦制的奖惩结构里，乙是理性选择，甚至是“能吏”的表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