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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的虔敬与耐心。
我就听过这样的事，三年前，孟菲菲老师就对我说过，她指导过一个研究生，他很聪明，也很有潜力，孟老师当时给他定了一个研究方向，让他慢慢打磨，好好做研究。还给他修改了一篇论文，正准备让他做第二轮修改，完善细节，提升质量，他却说：“孟老师，这篇论文已经被某某刊物接受了，马上就要发表了，我还需要继续修改吗？”
孟老师说她当时很惊讶，问他：“这篇论文还有很多不足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你为什么不修改完善一下再发表呢？”他的回答，让孟老师一时无言以对。他说：“孟老师，我们同学都在比着发论文，谁发的论文多，谁发的期刊级别高，谁就能拿奖学金、找好工作。我要是花太多时间修改这篇论文，耽误了发表时间，就赶不上评比了，到时候，奖学金没了，工作也不好找了。”
看着他一脸无奈又急切的样子，孟老师心里五味杂陈。这到底是学生的悲哀，还是老师的悲哀，亦或是整个学术领域的悲哀？这些年轻人，本来应该是学术的未来，应该怀揣着对学术的热爱，潜心钻研，可现在，他们却被功利心裹挟着，不得不放弃对质量的追求，一味地追求数量。长此以往，学术的未来，还有希望吗？
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浮躁的学风，还催生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现象，也就是经济学里所说的“格雷欣法则”。在现在的学术环境中，那些善于钻营、肯将学术与金钱、权力进行交易的人，往往能获得更多的成功和利益；而那些坚守学术初心、不善交际、潜心治学的学者，却常常在各种竞争中沦为失败者。
我见过这样的人，他们不潜心做研究，一门心思搞关系、找靠山，花钱买论文、买项目，靠着这些投机取巧的手段，评上了高级职称，拿到了巨额的科研经费，风光无限。而那些真正有才华、有实力，一心扑在科研上的学者，却因为没有人脉、没有靠山，发表论文难、申报项目难、评职称难，一辈子只能默默无闻，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。
这种逆向淘汰的后果，是非常严重的。首先，优秀的青年学子正在远离学术界。很多年轻人，本来对学术充满热情，可当他们看到，自己辛辛苦苦花几年时间做的深入研究，还不如别人半年里炮制的几篇“水文”来得引人注目，还不如别人靠关心拿到的项目有价值，他们就会寒心，就会放弃学术道路。这些年，我见过很多优秀的博士生，毕业后宁愿去企业、去政府部门，也不愿意留在高校做科研，就是因为他们对现在的学术环境感到失望。
其次，体制化的环境，严重限制了青年学者的发展空间。虽然国家现在对青年学者有一定的政策倾斜，比如国家社科项目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，都会给青年学者一些名额，但在评奖、评职称等关键环节，青年学者的机会还是非常有限。很多单位，高级职称名额被早年一些水平不高的学者占满了，在“定岗定编”的压力下，各单位不断抬高评审门槛，导致很多实力远超教授水平的讲师、副教授，要等上好几年，甚至十几年，才有晋升的机会。
最根本的一点，是缺乏公平竞争的学术环境，严重影响了青年学者对学术的信心。现在，学术领域的竞争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实力竞争，更多的是人脉和关系的竞争。不管是发论文、评职称，还是申报项目、找工作，没有人脉、没有靠山，简直寸步难行。对于那些刚起步的青年学者来说，这种不公平感，会深深伤害他们的积极性，影响他们整个学术生涯的走向。
建国和李梅在电话里，还问我，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能做些什么？其实，这个问题，我也思考了很多年。我不是什么专家，也没有能力改变整个学术体制，但我觉得，作为学术领域的一份子，不管是科技管理者，还是高校老师，甚至是研究生，我们都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为改善学术环境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首先，对于学术管理部门来说，要改革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，打破“唯论文论”“唯数量论”的怪圈。评价一个学者的水平，不能只看他发表了多少篇论文，发表在什么级别的期刊上，更要看他的研究成果有多大的学术价值，有多大的实际应用价值；评价一所高校的学术水平，不能只看论文数量和排名，更要看它培养了多少优秀的人才，产出了多少有影响力的成果。我们要建立一个科学、合理、公平的评价体系，让那些沉潜治学、潜心研究的学者，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，让那些投机取巧、弄虚作假的人，无利可图、无处藏身。
其次，对于高校老师来说，要守住自己的底线，不忘初心。我在高校待了四十年，见过很多老师，一路从讲师评到教授，有的越走越顺，有的却栽了跟头。身边一位老教授曾经跟我说过，职称越高，越要守住两个底线，不然再高的职称也没用。第一个底线，是学术诚信，绝对不能碰。不管是评职称、发论文，还是申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