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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互相冲突的。要发论文，就得花大量的时间泡在实验室、查资料、写论文、改论文，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；要拿项目，就得花大量的时间写申报书、跑评审、搞人脉，甚至还要经常出差；要搞社会服务转化，就得花时间和企业对接、沟通，解决实际问题；要参加教学竞赛、指导学生，就得花时间备课、磨课、指导学生。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就那么多，怎么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事？
我们学校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，博士毕业，才华横溢，入职的时候，大家都很看好她。她一开始想安安心心做基础研究，可考核指标逼着她不得不改变方向。为了发论文，她每天泡在实验室，周末也不休息；为了拿项目，她经常出差跑评审，家里的孩子顾不上，老人也顾不上；为了完成社会服务指标，她还要和企业对接，经常加班到深夜。就这样，她还是没能完成所有的考核指标，评职称的时候，还是因为横向经费不够，没能通过。她跟我说：“鹿老师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陀螺，被考核指标抽着转，停不下来，可转来转去，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转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。”
这种情况，不是个例，而是当前很多科研工作者的真实写照。为了完成考核指标，大家只能什么都去做，什么都去尝试，可结果呢？什么都做不深、做不精，没有真正的核心成果，只能在“内卷”的漩涡里越陷越深。
还有“平”。这个“平”，不是公平的“平”，而是“平均化”“无差异化”的“平”。为了追求所谓的“公平”，科研评价体系搞无差异的量化考核，不管什么学科、什么专业，不管研究方向是什么、研究难度有多大，都用一套标准来衡量——论文数、项目数、经费数，全部换算成分数，一排序，谁高谁低清清楚楚。
可大家都知道，搞科研、做学术，根本不是这么简单的事。不同学科的特点不同，研究难度不同，成果产出的周期也不同。比如，基础学科的研究，难度大、周期长，论文产出慢，项目经费也相对较少；而应用学科的研究，周期短、见效快，论文产出多，项目经费也相对较多。如果用同一套量化标准来衡量，对基础学科的科研工作者来说，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。
更重要的是，一篇有分量、有影响力的论文，可能顶得上十篇、几十篇凑数的论文；一个扎扎实实做成的重大课题，可能比十个、几十个应付差事的横向项目更有价值。可在量化考核体系里，这些差别都被抹平了。一篇SCI三区的论文，只要赋分相同，就和一篇SCI一区的论文一样；一个几万元的横向项目，只要赋分相同，就和一个几百万元的国家级项目一样。这种“一刀切”的量化评价，只会引导大家去追求数量，而不是质量；去追求速度，而不是深度。
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学校评审科研成果，有两位老师，一位老师发表了10篇普通核心论文，没有重大项目，也没有获奖；另一位老师只发表了3篇SCI一区论文，有一个国家级重大项目，还有一项省级获奖。按照当时的量化标准，那位发表10篇普通核心论文的老师，得分比那位发表3篇SCI一区论文的老师还高，最后，那位发表3篇SCI一区论文的老师，竟然在考核中被评为“不合格”。这件事，在我们学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很多老师都觉得不公平，可没办法，量化标准就在那里，分数说了算。
在这种评价指挥棒的引导下，结果就是，大家都不愿意去做难出成果、耗费时间的科研，都去做容易出分、容易得分的事。反正分够了就行，反正能通过考核、能评上职称就行，至于研究的是什么、有没有价值、能不能产生实际影响，没人去关心。久而久之，科研就变成了“凑数量、刷分数”的游戏，而科研的本质——探索未知、追求真理，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这就是科研内卷的第一个根子——科研评价机制的扭曲，它逼着大家不得不卷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初心和理想，陷入“为了考核而科研、为了分数而科研”的怪圈。
第二个根子：科研资源分配机制出了问题。
如果说评价机制是“指挥棒”，逼着大家去卷，那么资源分配机制就是“方向盘”，决定了谁能卷得赢、谁只能被淘汰。评价体系只管打分，不管分资源；而资源怎么分，怎么分配才合理，才是另一个更关键、更难解决的问题。
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第183章：大学科研内卷的两大根子解析(第2/2页)
现在的科研资源分配，说白了，就是“认帽子、看牌子”，这六个字，道尽了当前科研资源分配的现状，也让很多普通科研工作者陷入了“两难”的境地。
先说“认帽子”。这里的“帽子”，就是各种人才头衔、人才称号，比如“杰青”“长江学者”“万人计划”，还有省级的“拔尖人才”“青年英才”，市级的“学科带头人”等等。有了这些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