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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能听到长江的涛声。
然后，第一团团长周大勇——那个在汀泗桥被炮弹掀翻过三次、每次都从泥里爬起来继续冲的汉子——向前一步，啪地立正，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：“总指挥，周大勇从山海关跟您到九江，没二话。您说不打自己人，我周大勇就永远不打自己人。您要往东，我往东；您要往西，我往西。这杆关山旗在，我周大勇就在。”
第二团、炮兵团、工兵营、卫生队……一个接一个，三万人的脚步声汇成一片，像春雷滚过九江城。
沈砚之的眼眶热了一下。他转过身，对着关山旗，深深鞠了一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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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八时，九江城收到了两份最后通牒。
第一份来自南京，由顾同舟带回，措辞严厉：“沈砚之抗命不遵，擅离职守，着即免去本兼各职，所部由第三路军接收。限二十四小时内移交防区，违则以叛军论处。”
第二份来自武汉，由南浔铁路特快列车送来，措辞同样不留余地：“沈部滞留赣北，阻挠东征，着即克日南下，听候改编。逾期不至，即宣布为反动军队，由西征军讨伐。”
两份通牒并排放在沈砚之的办公桌上，像两块墓碑。
柳先生看完，摘下眼镜，用衣角擦了擦镜片——他的手在抖：“总指挥，现在的情况是，南京的第三路军已经到了安庆，武汉的西征军到了武穴。我们被夹在中间，九江成了一块夹心饼干。”
“饼干？”沈砚之笑了笑，“那我们就做一块咬不动的饼干。”
他铺开地图，用红蓝铅笔在上面画了三个圈：九江、湖口、彭泽。
“南京从东边来，武汉从西边来。他们要打我们，就得沿长江走水路，或者走南浔铁路。九江城小，守不住三万人的大军，但我们可以把防线拉长——东边守湖口，西边守瑞昌，北边是长江，南边是大山。他们谁先动，我们就先咬谁。”
“可是总指挥，”陶处长皱着眉说，“我们只有三万人，还要分兵守三个方向。如果两边同时压过来——”
“那就让他们同时来。”沈砚之的铅笔点在九江城的位置上，“九江是长江咽喉。谁占了九江，谁就掐住了对方的脖子。南京要东进，必须经过九江；武汉要东征，也必须经过九江。他们现在都想吃掉我们，但他们更怕对方吃掉我们之后，九江就落到了对方手里。”
他抬起头，目光灼灼：“所以，他们不会同时动手。他们会在九江城外互相瞪眼，比谁先沉不住气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让他们瞪得久一点。”
“这叫……”柳先生推了推眼镜。
“这叫以静制动，以夹缝求生存。”沈砚之放下铅笔，“三国时候，孙权在赤壁之前也是这么干的。曹操南下，刘备逃窜，孙权夹在中间，既不降曹，也不盲目联刘，而是等一个火攻的机会。我们今天不是孙权，但我们也可以等——等他们自己先乱。”
孟长川进来报告：“总指挥，南京第三路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湖口以东二十里的流泗桥。带队的叫李宝璋，是孙传芳的老部下，刚投了南京。”
“李宝璋？”沈砚之想了想，“这个人我认识。宣统元年，他在东北当标统，和我父亲打过交道。此人贪财怕死，打仗全靠部下卖命。”
他嘴角浮起一丝冷笑：“好，那就先会会这位李将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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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下午，沈砚之带着一个骑兵排，来到湖口前沿。
湖口是鄱阳湖入长江的口子，水面宽阔，两岸是连绵的丘陵。沈砚之站在石钟山上，看着江面上往来的船只，对身边的韩团长说：“韩老大，你带炮兵团在这里修三个炮位，不要暴露。等李宝璋的船一到，先打他的指挥船。”
“打沉了怎么办？”韩团长咧嘴一笑，“那可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。”
“打沉了，就说江匪干的。”沈砚之淡淡道，“李宝璋投了南京才三个月，南京那些嫡系未必信得过他。他要是死在江里，南京顶多发个唁电，不会替他报仇。”
“明白！”
沈砚之又转向孟长川：“你去九江城里，找几家报纸的记者，特别是《申报》和《新闻报》的。告诉他们，我沈砚之要在九江开一个记者会，讲一讲‘为什么不打内战’。让他们把我的话原原本本登出去。”
“总指挥，这……这会不会让南京和武汉都觉得您在唱高调？”
“就是要让他们觉得我在唱高调。”沈砚之的眼睛眯起来，“高调唱得多了，就成了真话。我要让全中国的人都知道，九江城里有一个沈砚之，他既不帮南京杀武汉，也不帮武汉杀南京，他只守着九江的老百姓，不让战火殃及池鱼。”
他下了石钟山，骑马回九江城。一路上，他看到九江的百姓正在街上摆摊卖菜，孩子们追着军车跑，老太太在城门口烧香——他们不知道，这座城市已经被两股庞大的力量夹在了中间，像一